一

人才培养是大学的主要职能之一，教学是实现这一职能的主要途径，而一段时间以来，许多大学的教学现状不能令人满意。2001年教育部颁布教学工作12条，就是因为意识到了教学滑坡的严重性。但三年过去了，教学硬件虽然普遍得到改善，软件却没有明显改观。被前教育部长陈至立列为影响教学质量的“三个投入不足”之一的“教师投入不足”，不仅继续存在，而且在某种类型的学校有愈演愈烈之势。笔者前不久曾在本校就教学投入问题走访各院系领导，后者坦承：对教学工作堪称“兢兢业业”者不足三分之一，其余均属于应付差事，还有少数教师对教学极不负责任。全国大学学习研究会编发的《大学会员通讯》第15期（2004年4月25日）刊发了“湖北十所高校大学生学习情况调查与分析报告”，该报告依据问卷调查披露，教师在教学方面的精力投入近年来严重下降。1995年只有13%的学生在问卷中回答“教师教学水平不高”，而2002年达到46%。反映“教学内容陈旧”的学生1995年有21.1%，2002年占48.4%。认为师生缺少交流的学生1995年有10.2%，2002年占18.7%。教风的滑坡影响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在湖北十所高校调查中，课前从不预习的学生在1995年为7%，到2002年升至23.6%。“不重视复习”的学生1995年为41%，2002年为49.7%。“经常抄袭别人作业”和“经常不交作业”者在1995年分别为4%和2%，而2002年则达到5.7%和12.5%。今年全国政协会议期间，笔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指出，我国高校文科教学由于教师精力投入不足，学生课业负担极轻，严重影响培养质量。该信息在新华网一发布，引起不小反响，三天之内“跟贴”者达150人之众，其中绝大多数同意本人观点。

教师对待教学工作的懈怠态度，显然不利于学生的专业学习，但其恶劣影响并不限于智育方面，更体现于德育方面。对许多大学生而言，本科是走上工作岗位前的最后学习阶段，在这个阶段他们不免会对未来的职业生活进行设计和谋划。用多少时间和精力投入工作？以怎样的态度对待工作？这是他们常常要思考的问题，而老师的表现又是最鲜活的榜样。我们希望我国新生代知识群体保持老知识分子自强不息的传统，可是一个在工作中充斥应付与敷衍的老师群体怎能培养出以高度负责精神对待工作的学生呢？

二

老师教学不投入是因为懒惰吗？对当今我国高校教师状况稍有了解的人肯定都会作出否定的回答。那么问题在哪里？一言以蔽之：向科研倾斜的治校政策。

众所周知，量化科研指标现在几乎是指挥高校运转的一支魔棒。由于这一指标在很大程度决定着高校的地位，所以为达到该指标所规定的数值，各校对科学研究给予名目繁多、“令人心动”的倾斜政策，如科研编制（享用此编制者可以不上课）、项目经费匹配（即承担不同级别的科研项目，可以依据项目经费的多寡得到数目不等的津贴）、科研成果奖励、以及在评职称、核定岗位、确定研究生导师资格时科研成果数量“一锤定音”等等。越是处于“爬坡”（即提升学校榜上排名）状态的学校，这一政策倾斜越是明显，因为据业内人士说，中国大学格局仍在调整之中，处于中间状态的学校，究竟是进入一流，还是滑向末流，全看这几年如何“奋斗”，而对奋斗业绩的评估，根据目前流行的评价标准，端在科研。

从理论上说，科研与教学本不应该是矛盾的。高水平的大学教学必须是在知识创新基础上的教学，重复已有知识的教学不应该被提倡，至少在研究型或教学研究型大学里不应被提倡。而知识创新全赖科研。在当代大学，无法想象不具备科研能力的教师可以成为好的教书先生。但是同时又必须承认，在时间、精力的分配上，教学与科研是矛盾的，是互相替代的，是“顾此”必含“失彼”的。当政策导向明显倾向一方，对科研的政策保护既具“推动学校发展”的名义，教师专事于科研也有“为校争光”的味道时，教学便无形中必然“边缘化”，“此”与“彼”也会严重失衡。目前许多高校教师一面心力交瘁地吁请校领导“减负”，一面在教学中“偷工取巧”，就是这种失衡的显证。

三

高校要创新知识必须鼓励科研，高水平的教学需要科研，学校要在竞争中（这种竞争对大多数学校来说将长期存在）生存必须重视科研，而一旦强调科研，教学就成为“牺牲品”。如何才能走出这一困境？

不妨看看美国的经验。

美国所有大学都以教学为第一要务。所谓“第一”是指，首先，聘任教师时，职责中只有教学任务，即所有在职教师都只因承担教学任务而存在，不管你名气多大，年龄多长，只要受聘为教师就必须上课，基本不存在什么科研编制。其次，既然教师受聘于教学，那么学校就只考核教学，且考核极为严格（有一套完整的考核体系，此处不赘述），教学中稍有懈怠，便有被解雇之虞。

那么美国高校是不是不重视科研？并非如此，至少研究型和教学研究型大学并非如此。在这类美国大学任教，没有原创性科研成果是很难站稳脚跟的。再说，美国是大学排名的发源地，科研成果是决定名次的重要指标，哪个学校敢掉以轻心？与中国不同的只是，美国大学并不给科研任何政策保护，也不把科研成果作为平时考核教师的项目，因此也就没有给科研“冲击”教学留下空间。美国大学对教师的科研要求只在聘任和晋级时体现：一个教师如果科研不行，或被解聘或休想晋级。所以说，美国大学教师的科研压力并不比中国教师小，但是他们必须在保质保量地完成教学工作的前提下来面对这一压力，而不像中国教师那样，把这个压力变成荒疏教学的或堂而皇之或心照不宣的理由。

简而言之，在美国，科研是个人的事，与学校无关，你如果想保住饭碗，如果想荣升，就必须搞科研。而学校派给你的任务只是教学。我觉得这是处理好教学与科研矛盾的较好办法。

那么我们可以不可以借鉴这种办法呢？在现行体制下，既可以，也不可以。

说它可以是因为，我国高校已实行全员满负荷聘任制多年，不管这种聘任制掺杂多少水分，毕竟推出了“聘任”二字，以科研水平作为聘任标准在理论上和制度上都不缺乏依据。

说它不可以是因为，在我国许多高校中，科研能力欠缺的教师不在少数，在那些“爬坡”中的学校，这一点更加突出。如果这些学校按其希望的科研标准聘任教师，必有相当多的教师下岗。就我国目前人才流动，特别是高校教师流动环境而言，高校教师下岗一旦形成规模必然带来社会问题。

既不让这些科研能力较差的老师下岗（可以给他们安排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或索性养起来，即所谓“离岗”），又严格按科研要求聘任新人，这恐怕是比较妥当的解决问题办法。但这样做有一个障碍：编制总额限制。只要那些“离岗”教师仍然占着编制，在编制总额不变的情况下，就无法聘任新人，学校的教学科研任务便也无法按照预期目标完成。因此，人事制度，具体来说就是编制制度，成为关键制约因素：只要不把离岗者计入总编，问题便可以得到解决。当然这里还涉及工资总额、劳保制度等等许多问题，但我想，只要有决心，想办法，这些具体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教书育人是立校之本，而教书育人工作现在正悄然疏离学校的工作中心。在新形势下，要重新确立教书育人的位置，靠口头宣传是无效的，必须进行相应的制度创新。大学的目标要靠制度来实现，实现这一目标的主体——教师的积极性也要靠制度来调动。（刘新成）

中国网 2004年09月14日